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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山水人物画中看文士生活的“幽居与雅集”之乐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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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居与雅集——明清山水人物画中的文士生活”将于11月8日在浙江省物馆武林馆区开幕,展汇集浙江省物馆和南京物院、广东省物馆、苏州物馆的藏品约50件(组),其中既有会意典故或借浪漫想象构境言志的山居读书、林泉雅集图,也包括了一些实有所指的书斋图和文士写真,期望能以此呈现一个群体的现实与精神世界,并为地方文脉的索骥提供一些参证。展期持续至2020年1月31日。
      
      所谓“文士”,或称士大夫文人,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政治的中坚力量和文化形态的主导群体,他们的人生取向和处世模式中往往包含着矛盾而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试图有所作为,兼济天下,光耀门楣,另一方面,又欲超然于世事之外,在闲情逸致中求取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于山水田园中的诗意栖居,由此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话语模式,代表着对自我心志的言说而成为历代文士歌咏、图绘的主题。
      
      结合山水、人物表现江山高逸、名士雅集的绘画在五代、北宋间即已开始流行,及至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更造就了以“避居山水”图写心绪的文人画巅峰。明清以降,描绘文士生活的图像变得更为多样,在一大批被归为山水画的作品中,携琴访友、策杖寻幽、溪亭清话、临流品茗,种种点景人物虽然身形微小,面目模糊,却被归纳出具有鲜明人格指向的象征姿态,为山林赋予清逸高迈的人文主题,而被视作身心归宿的园林书斋图和以山水田园为背景的文士肖像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风尚。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既有对史实的记录,也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自我标榜的虚构。尤值一提的是,它们当中有许多原本即为书画酬答、雅集结社而作,图像背后往往还潜藏着作画人与受画及观画者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与人际互动,于画史的风格流变外,从中或亦可窥见一个群体的幽微心曲及其社交模式和人情世态。
      
      永乐十六年(1418),谢缙为时年23岁的杜琼作草堂图。因杜琼为杜甫族裔,故谢缙托名杜甫位于成都的潭北草堂,描绘“门无县吏催租税,座有邻翁慰寂寥。松影满庭闲白日,茶烟绕榻颺清飚”的幽居之乐。
      

      
      以学闻名于时的杜琼,曾数次辞去朝廷的征辟,而以授课为业,在家乡苏州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正统至宣德年间,他组织文社,修筑园林,以“图画中人”自许。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杜琼对自己的园居日常有如下描述:“家居之东,有一别墅,名曰东园,其中杂艺花卉,惟竹为多,曾于竹间构一草亭,颇觉幽雅”,“ 斯亭之胜,传之遐远,四方士大夫之过吴而不登斯亭者为欠事”,“予于暇日簪鹿冠,披鹤氅,蹑琴面之鞋,曳百节之杖,循曲溪,上斯亭,喧嚣不闻,一尘不到,焚香静坐,以观造化生意”。
      
      杜琼的东园,是其时吴中文士的雅集之地,而作为吴门画派的先驱人物,他隐于市而耕于艺的人生模式,也代表了自明代中前期开始苏松吴中地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人心态。于园居生活中体会山林气息,以景物寄寓情趣和志向,园林书斋作为主人审美的体现和身心的归宿成为吴门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不论是一生不仕,以隐者自适的沈周,还是曾为功名、宦途奔波的文征明及其子、侄,皆对书斋中的幽居生活有过多样的描绘。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作有书斋铭,感慨以往的名人高士“其学多得之长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以其气清神凝而不乱也”,并说这种山林隐居虽令人向往,但“今遥望者几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离世尘,去之寻丈,不可得也”。“山居”如同一个特殊的意象,代表着高蹈清逸的理想境界,但棲山而居在现实中却往往面临着地域、时间、经济的种种考量。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不论是心系魏阙,还是身在红尘,明代文士的生活场域多由郊野山林转向城市,对于草堂书斋的图绘却往往承袭前代的隐居图式,以重岩叠壑的环境构图来强化宕开市井喧嚣的隐逸气息。
      
      宋懋晋和吴振二人,都是活跃于晚明而受董其昌赏识的松江画家,匡山读书和雉衡草堂二图虽皆非特有所指的书斋图,却也反映出这种结合北宋和元代王蒙的山居图式在其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吴兴画家关思的奇山书屋更是将人工园林的细节置放于重叠高耸的山岭中,细密而矫饰的画风从某个角度折射出晚明时期的文艺氛围。
      

      
      丁云鹏的玩蒲图和吴彬的林泉放鹤图亦为同时期的作品,二者都结合了庭院馆舍和人物小像,笔法繁密而具装饰性,营造的气氛却各有不同。玩蒲图系为松江名士孙克弘而作,林泉放鹤图静谧诡谲而具奇幻色彩,惜未留下关于像主身份的确凿信息。
      

      
      清初画家王翚的水竹幽居图,作于常州名士、收藏家杨兆鲁的近园竹深斋,秀逸的江南水乡小景,正是对园居环境的诗意描绘。由画家自题可知,这件以山水幽居为主题的作品,恰是为一次书斋中的名士雅集而作:“壬子八月,余过毘陵(常州),江上笪先生(笪重光)亦至,同客杨先生竹深斋。抵掌十日夜,明窗净几,伸纸抽毫,谈讨古今,商量丘壑。有正叔恽子(恽寿平)时来参语,讥谈得失。凡所谓三品六法,颇能析入渊微,与先生齐契密证,倾倒极欢,恨相知晚也。”近园竹深斋的这次雅集,是王翚与笪重光、恽寿平三人艺途交游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期间三人均创作了大量作品,并互为题赠,而主人杨兆鲁的收藏也为画家提供了大量可资研讨的资源。
      

      

      
      如果说水竹幽居图展现的是江南风流雅士的交往互动和艺术家与收藏家相知相契、互为依存的关系,那么竹屿垂钓图中的幽居图景,则既为彰显“君赐”之荣耀,亦承载着归隐和仕宦这一文士理想生活中的矛盾心曲。此作系王翚为朝中名臣,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的陈元龙所作,据陈氏本人题跋,康熙曾御笔赐书孟襄阳“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句,因“窃爱此二语意味深长”,故嘱王翚作图以志,有“他年乞身泉石,歌咏太平,读罢钓阑,毋忘君赐之意”。陈元龙于康熙、雍正两朝历官四十九年,虽览图而有“辄怀终隐”之叹,却一生宦海浮沉,竹屿深处的书斋,是超越了现实场域的精神空间,为其仕途中的心栖之境。
      

      
      奚冈山居编书图题谓“熟梅时节雨晴初,泼翠云峦带远墟。啜茗听香尘事外,草堂移榻一编书”,一派闲适散淡的名士情状,比其晚出而同样以山水画著称的汤贻汾,于秋山琴隐图所描绘的是自己琴隐园中的生活,“独坐秋山空,山香吟思发。试将太古琴,静夜弹松月”,于画于诗,都可谓同声相应。只是与奚冈不应科举,以布衣终老的人生取向不同,汤贻汾有着武将的身份,中年后,虽隐逸之念每有流露,却在漫漫仕途中亲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并在太平军破南京城后慨然投池赴死,幽雅的山居图景背后,实有着复杂而挣扎的心路历程。
      

      
      由乾嘉至清末,形形色色的书斋、园居图,或为雅集记事,或为寄寓心志,并在人际的传递中,牵引着士子学人间的情感联系与交集脉络。汤贻汾晚年虽久居南京,却是杭州东轩吟社的成员,其“坐而琴”的身影恰被费丹旭留在东轩吟社图的社友群像之中。钱杜息庐图系赠别山阴学者李柯溪之作,笔墨间除寄托二人他乡宦旅中“身离幻境真飞鸟,贫恋残书胜拜官”的感慨外,尚有桂馥、陈孝升、胡峙斋等人题跋,依稀透露出其时云南一地官场所聚的文士点滴。
      

      

      
      沈雒为蔡载樾所作遯斋图、徐福谦请吴滔等人作永安砚斋图,主人虽都其名不彰,勾连的却是嘉兴、海宁和桐乡学人的交游圈,或可成为索骥其地方文脉的一点参证。
      

      

      
      晚清大儒沈曾植,于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其门生金蓉镜的山居图,是遵老师之嘱而作,谓山居非真实的居所,而如庄子“陆沉”,是身居闹市心系山林的人生姿态。近人陈衡恪为张宗祥作读书楼图,修竹长松,面山临水,同是由诗意构境,以作“丹青卧游”。世异时移,山水之间的书斋意象却绵延相续,始终是文士理想与情致的寄托。
      

      
      沈周为海宁名士祝淇所绘山水小像是一件贺寿之作,图中老者身着红衣,头戴官帽,跌坐于溪岸,以山石、松鹤的组合传达对寿翁“间生邦国称人瑞,高隐山林与世违”的美誉。沈周曾多次为师友或受人之托画过这类程式化的图景,由此也可见借助山水景物来为主人公寓兴、比德的表现手法在其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人物都仅作类型化的描绘而不求肖似。晚明以后,随着曾鲸等技艺成熟的肖像画家的崛起,以留影存真为目的文士肖像开始盛行。
      

      
      张远和禹之鼎,都是清代前期的写真高手,禹之鼎尤以擅画而被推荐任职宫廷画师,周旋于京师朝野,为一众名流硕学留下其时的神采形容。这些以山水田园为背景的肖像,惯以悠游林下的“行乐图”姿态展现像主的情致,但其背后,往往也潜藏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经历的审读和复杂的心绪。
      
      清 禹之鼎、蓝深 云林同调图卷 浙江省物馆藏
      

      
      道光年间游走于杭州、海宁之间的费丹旭,则参与和见证了其时杭嘉湖地区的艺文炽盛,东轩吟社图和果园感旧图一则速写杭州汪氏振绮堂的清幽池馆和优游酬唱的吟社群贤,一则感忆海宁藏书楼别下斋中过往的岁月和逝去的身影,名士流风,聚合飘零,记录的是晚清江南地方精英的交游网络。
      

      
      展览时间:11月8日——2020年1月31日
      
      展览地点:浙江省物馆武林馆区三层书画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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